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就始终坚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其中，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性著作，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运用“两个结合”，开“两个结合”先河，是“两个结合”的典范。

《矛盾论》是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重要讲稿。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其建构的思想体系夯实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哲学基础，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直至今天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对建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矛盾论》的思想资源及“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运用

《矛盾论》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方面。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是《矛盾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时代、分析问题、厘清思想、指导实践，深刻阐释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等一系列哲学范畴。

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深入群众、了解具体情况，细致体察人们所思所盼，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名篇。基于对中国具体实际的了解和把握，《矛盾论》没有一个观点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空谈。《矛盾论》引用列宁著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想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较为朴素，尚欠理论化、体系化。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与中国传统哲学阴阳辩证、递归、因果等思想在思维方式上高度契合。这并非巧合。历史地看，十四世纪开始的“东风西渐”，中华传统文化深入欧洲，使得欧洲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掀起持续两百多年的狂热“中国风”，对思想界影响甚巨，伏尔泰甚至认为“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中国的无神论（自然神论）、辩证法和伦理学等成为欧洲思想启蒙的重要思想资源，成就了莱布尼茨、伏尔泰、康德等西方思想教父，塑造了整个世界的哲学科学发展框架，深刻影响了费尔巴哈、黑格尔、亚当·斯密等思想家，进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从文化传承发展脉络来说，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这也是唯物辩证法容易被中国人理解、接受并自如运用和发展的一方面因素所在。毛泽东同志大量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故和成语俗语深入浅出阐释唯物辩证法，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相反相成”等，使他的《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融为一体，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哲学上的升华、在思想上的觉醒、在精神上的解放。

《矛盾论》思想体系的特性及其历史贡献

《矛盾论》形成的这一时期，党的思想理论进一步成熟，完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想体系的基础建构。其特性体现在三点。

科学性。毛泽东同志继承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科学论断，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以及机械唯物论，主张探索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看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表象，同时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实践，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从而得出科学结论，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路线和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而事实也证明了《矛盾论》的正确性。

超越性。一个思想理论，必须具备足够的超越性、前瞻性才能说服人、引领人。《矛盾论》最本质的超越是哲学上的超越。唯物辩证法本身即是对人类已有哲学的一个超越，《矛盾论》进一步明确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不仅看到事物变化的规律、规律变化的本质，还看到了人类认识事物变化规律的规律。《矛盾论》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认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深刻阐释矛盾的特殊运动规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体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了思想条件。

实践性。“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矛盾论》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同时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和战略策略，“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这些方法和对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一一得以实践，并一一得到验证。

《矛盾论》带来的启示及其时代价值

《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其所建构的思想体系夯实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哲学基础，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直至今天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对建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得到科学理论指导，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清晰了头脑、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有力的实践工具，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两个结合”本身作为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在党的思想理论发展过程中探索运用，不断深化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深刻认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在“两个结合”上实现了理论自觉，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的瓶颈。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文明形态发生过两次大的跃迁，第一次是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轴心时代”，第二次是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两次跃迁，中国都是重要参与者和思想资源提供者。而现在将迎来第三次人类文明形态大跃迁，在这一背景下，回顾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历程、回顾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启示有三。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竭战斗力。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必然是指引人类走向美好社会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始终坚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两个结合”本身作为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在党的思想理论发展过程中探索运用，不断深化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深刻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指南。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用。

必须坚持理论结合实践，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实践是理论之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和理论创新实践的高度概括。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把“两个结合”得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付诸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科学解答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才能真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宋建邦）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