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创新，贯穿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

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系统阐释了精神文化的能动作用，超越传统认知中文化作为社会附属物的存在，而使其作为一种推进社会发展的能动力量，肯定了文化在引领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意义，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与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批判扬弃的态度，汲取传统文化中合乎规律的大众智慧，为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探索文化建设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强调“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时俱进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重视文化在教育人民、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以提高全社会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为主线，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全面部署文化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丰富思想成果。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指出“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强调了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等思想、方针的提出、实施，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文化建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战略意义，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论断，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共同体思想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文明高度谋划部署新时代文化建设任务，将文化建设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着力增强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意识，探索构建彰显主体性的中国话语体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传播能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既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智慧成果和精神追求，又拥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根基灵魂和突出优势，还包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对于维护民族团结、激励民族奋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积极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从巩固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发展自主权出发，运用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华文明基本特质，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核心思想，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还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强调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治理需要的思想智慧，又要以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实现代治理理论，阐释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以“和而不同”等中华文化的时代表达，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出发，不但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而且同样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为我们党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提供了动力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要求我们，促进人民的精神富足同物质富裕相协调，在波谲云诡的全球化浪潮中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文化主动。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现代化转型问题。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影响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形式发生深刻变革，信息技术在促进文化获取、运用和转化的同时，也以“玻璃笼子”“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形式影响着文化的传播交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着眼于人的现代化，其中既有民族精神的主体延续，也有满足时代变化的客体需求，这就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间的关系，运用多种手段保障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的多样需求，通过信息技术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活力、提供新的平台载体，持续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使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中。

 新时代党领导的文化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开创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凸显其在政治安全中的前沿阵地地位，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提出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着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提升了新闻舆论的国际传播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推动管办分离，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优化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含金量。这些实践不但丰富了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也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面领导，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文化强国建设灵魂，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量，积极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资源和智力支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时代化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对于我们把握百年变局下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趋势，在新时代开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理论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首先，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破解了“传统—现代”二分法的思维定式，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积极推动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有机契合。其次，拓展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思想解放的意义不仅促进了认识上的共生融通，还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维度的视野和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再次，明确了文化主体的建设任务。文化主体建设关系到文化安全与文化认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回答了“由谁建构”“由谁发展”“服务于谁”等问题，对于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地位，发掘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与价值追求，更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激励、凝聚人心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九个坚持”集中体现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九个坚持”深刻揭示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联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实践的经验总结，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了顶层设计与战略安排。首先是对责任主体和根本任务的明确。确立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体责任落实到各级党组织，从而将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了实处。以“两个巩固”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刚性要求，确定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其次是对战略性安排的部署。分别从指导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根脉等方面，揭示了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三大基点，即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再次是对基础性工程的阐明。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网络管理、对外宣传等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其中，文艺创作和舆论宣传是提升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社会影响力和广泛号召力的重点，网络管理和对外宣传是与时俱进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效性和影响力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人民立场、强化问题意识的生动彰显，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战略性、系统性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认识。

“七个着力”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任务目标和着力点。“七个着力”着眼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践要求的最新部署，体现为“九个坚持”的实践延伸与任务深化，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盘”和“总抓手”。“七个着力”中第一个就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凸显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同时，在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重点和建设目标，指出了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七个着力”既是方法论，又是基本的实践要求，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

（刘焕明，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南大学）主任；贾蓉，系江南大学党委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来源：《前线》202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