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这为我们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达到这一要求，广大思政课教师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硬功夫。
思政课教学属于教育教学的范畴，而教育教学活动本质上就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真正的接受是从道理上说服，正所谓心悦诚服。思政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最讲道理的。马克思最初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性，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灭亡的社会。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展“外在的批判”， “外在的批判”的标尺终究只是出于理论家头脑中的“主观想法”，没有“面向事情本身”，没有进入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开展“内在批判”，用严密的逻辑进行理论的深入论证，从政治的批判、宗教的批判、伦理的批判转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存在的商品开始，经过对劳动、资本、工资、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等进行严密的理论论证，透彻地分析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运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为我们讲的是“科学的”、“客观的”道理，用科学的道理论证革命的必需，把道理讲深、讲透了，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讲道理的过程是“道”和“理”相统一的过程。道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是“思想的核心内涵”的维度，就是方向，就是“道”；一个是“验证或者说反思思想”的维度，就是道中蕴含的“理”，是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加以论证的“思维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是“道”和“理”相统一的典范。马克思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从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道”；而从基本的商品开始，抽丝剥茧地论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是“理”。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悉心吸收他们的“想法”，同时也要学习他们的“讲法”，把这种“道”和“理”的统一、具体与普遍的统一、感性细节与概念思辨的统一真正贯彻到具体的思政课教学中。
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过去的教育教学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善于讲“道”，对于其中“内在的理”往往强调得不够、辨析得不透、论证得不明。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论语》中强调的基本都是“道”，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择其善者而从之”等，对其中内在的道理则没有作深刻的理性阐释。当然，这与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思维不发达有关，也与古人注重直觉体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有关。直到今天，我们教育者往往认为告诉学生正确的“道”就可以了，所以在讲课过程中，往往更多的是罗列观点，注重“现成知识”的传授，满足于告诉学生“是什么”，认为讲的都是正确的，学生照着办就可以了，其实，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不对“道”进行“理”的论证就让学生接受起码是不彻底的教学。单单指出“道”是不够的，认同需要逻辑的力量。要使学生接受和信服，必须把“道”以“理”的形式呈现出来，“道”的正确为“理”树立了自信基础，但从“理”上把“道”讲清楚仍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许多问题只有把“理”讲清楚了，人们才能更多地理解“道”、认同“道”、坚定“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有理论的，是有道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正确性。但是，目前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化阐释较弱，没有完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提炼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不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较强的学徒心理，注重模仿，而没有形成更多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有竞争力的本土理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必须练好把“理性的具体”、“内在的必然性”呈现出来的“讲道理”的功夫。
目前，思政课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思政课的讲授，难就难在既要把形式的必然性讲出来，又要把内容的鲜活性讲出来。有了形式的必然性，思政课教学才能摆脱教师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才有了“逻辑的”力量，才能经得起怀疑和冲击，对学生才有说服力。但同时，思政课教学如果只片面强调形式，则会讲成单纯的形式逻辑的推演，有流于空疏之弊。
形式与内容的脱离，造成了一些思政课课堂教学中令人忧心的现象。比如，有的思政课课堂上，只有教师讲到“实例”、“经历”、“经验”乃至“段子”的时候，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旦“有趣的东西”讲过之后，整个课堂气氛和学生的注意力就“俱归于寂”了。这就是讲课过程中的例证和内容的“任意性”，也就是说有的思政课教师没有按照相关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展开、组织具体的教学内容，到底讲什么全凭教师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样一来，学生最终也就只能记住几个“例子”或“段子”，至于思政课教学本身所要传达的价值、立场和知识，却没有进入学生的脑海。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又如，有的思政课课堂上，教师讲出了逻辑的一贯和推理的必然，可以说在形式上做到了严整一致，但一看整个课堂氛围，讲台上老师讲得铿锵有力，讲台下学生却听得昏昏欲睡。这就是所谓流于空疏，把思政课的“真知识”讲成了单纯的形式推理，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把本来饱满充沛的教学内容讲成了干巴巴的东西。这样也就谈不上教学效果，而且其根源不见得在学生那里，而在于教师的讲课方式上，讲课的形式和内容相互脱离、互不统属，让学生无所适从。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我们把鲜活的内容融入必然的形式之中，这样思政课教学才有感染力，才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思政课教学中内容和形式不统一的问题，初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教学问题，但在根底上，却是一个研究问题，是“学”与“术”不统一的表现。众所周知，尽管学术一词一直放在一起使用，但其实“学”和“术”是有相当的语义差别的。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2]这也就是说，“学”更多地强调学术的道理、理论的侧面，强调学术“虚”的方面；“术”则更多地强调学术的功用、用途的侧面，强调学术“实”的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与思政课教学中的形式和内容是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
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学”和“术”不统一的问题。有的学者重“学”不重“术”，为学而学，为玄而学，把学术完全弄成“务虚”的东西，弄成单纯的形式推理和概念堆砌，至于研究的价值、意义则概不过问。有的学者为“术”而“学”，把学问当作技术，当作没有理论必然性的“手艺”，甚至是谋取名利的“工具”，由此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降低了学术的尊严感、知识的神圣感。把“学”和“术”当作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和对立的“两端”，把它们割裂开来加以研究和发展，最终既损害了“学”，又损害了“术”。这样的状况为思政课教育教学带来了诸多困惑：教师或者把道理讲成概念的“罗列”、“逻辑的枯骨”、“毫无内容的形式”，又或者讲成事实和案例的“堆积”、“毫无形式的内容”。这样讲授的思政课尚且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又如何能与“爆炸的信息”竞争从而说服学生呢？归根到底，课程讲授中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学术研究”的根源，即“学”和“术”的不统一。
其实，“学”和“术”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而且只有统一才是真正的学术。“学”应当回应时代的呼声，摄取时代的内容，从而以“术”为重要的取向参考；而“术”也应该以“学”为基础，突破一般经验常识的局限，从而取得更广更深的发展。只有“二者如辅车相依”，实现“学”与“术”的统一，才能做好真正的学术，为构建表达当今时代精神的自主知识体系打下基础。
我们要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锻造为“思想中的时代”，要在思想的“理”中表达时代的“道”，既要不断摄取时代的内容，又要把它熔铸进清晰一贯的理性形式中，总之是要体现在“学”与“术”的统一中。有了统一的“学”与“术”，也就有了生动的“教”与“学”，思政课教学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理论要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思政课教学要武装学生，就必须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达到入耳、入脑、入心之效果。所以思政课教学，既有“宣讲”的真知识、真主义，又包括生动鲜活的“传授”过程，其实也就是“讲授”或“宣传”的过程。这其中蕴含着“讲”与“授”、“宣”与“传”的有机统一关系。从词源上来看，“宣”自上古时期就指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行为；“传”最早出现在周朝金文中，不仅有传达的意思，更重于体现传达的效果和意义。目前，思政课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宣”而忽视“传”的问题。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综合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理直气壮、按部就班地开展各种“课程”教学，但“理论武装的最后一公里”的阻梗还没有完全打通，“传”的目标效果没有完全实现，是否影响了学生、感染了学生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而且目前的解决办法也往往是进一步强化“宣”，也就是督导上没上课，而不是深入研究“传”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思政课教学不仅要“讲”得到位，还要“授”得深远，不仅要“宣”得到位，还要“传”得深远，做到“讲”和“授”、“宣”和“传”的统一。其实“宣传”也好，“讲授”也罢，说到底，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与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和立场的传递与接受的过程。如果思政课教学只看重传递所谓“纯粹的知识”，只看重“宣”和“讲”一头，当然有可能做到让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多年来积弊尽显，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其实真正的要害还不在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从来不是所谓“价值中性”的纯粹知识，它与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说，思政课教学恰恰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的、有鲜明的价值立场的、有深切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作为思政课教师，无论是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真切的感受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价值立场并不妨碍它成为科学，恰恰相反，这种价值立场是其科学性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乃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我们不妨说，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是带有真立场和真主义的“真知识”，这种立场和主义恰恰不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立场和主义如果只入耳、入脑而没有入心，就不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实际的效用。就思政课教学而言，让学生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远不如点滴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的改变来得坚实。只看重“宣”和“讲”一头还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立场和价值的接受需要情感的认同和共鸣，因此，思政课教学就要同时注重“传”和“授”，多注重学生接受的“具体的方面”，而不能把“讲”和“授”、“宣”和“传”割裂开来，不能只注重“宏大叙事”，不讲究“具体而微”。
马克思指出：“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4]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5]这要求我们既“讲”且“授”、既“宣”且“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知识，要克服以“宣”抑“传”的形式主义，要让“时代之问”凸显，让“内容本身”说话。思政课教师要立足于学术发展的新特点、根据学生成长的新需求，讴歌伟大的时代，“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6]探索“宣”和“传”的运行规律，把“讲”和“授”、“宣”和“传”有机对接起来，丰富“宣”的实现形式，增加“传”的实际效果，真正实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7]现代社会的教育更是在平等、民主、科学的条件下进行的，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平等的互动关系更加突出，教育过程更注重以理服人。思政课教学的作用对象是学生，思政课教师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完成知识的传递、思想理论的阐释、逻辑推导方法论的教化，引导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思政课教学要求以理服人，通过知识的传递、深入浅出地讲道理，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达到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目标。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8]只有真正重视才能做得好。
那么，是不是思政课教师单纯地认真备课、用心讲解就是重视了呢？恐怕不尽然。既然思政课要求以理服人，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课本上的“理”，不能只准备自己要讲的“理”，要是眼睛只放在“理”上面，“人”又在哪里呢？思政课不是要“服人”并进而“育人”吗？如果不了解学生的成长需求、心理状况、学习兴趣和思想困惑，那么我们所讲的“理”就会完全“外在于”学生，无法与学生的心理发生共振。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大学生是时代最鲜活的力量，大学生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大学生的心灵成长需要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相匹配的真主义和真知识的滋养。思政课的讲授如果满足不了当代大学生的真正成长需要，反而与之脱了节，那么，我们就没有做到真正的适应。作为思政课讲授的“真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而“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需求和精神风貌。思政课只有讲到了大学生的心坎里，讲出他们有所感而未曾思的、有所惑而未曾想的、有所想而未曾想透的，讲到他们自觉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想问题、做事情，才算是讲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做到这一点，思政课才算是体现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底色和属性，也才能真正做到不负时代所托。
其实，要实现思政课的有效教学，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取经”。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研究问题的精神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9]列宁这段话，几乎就是在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讲好思政课。目前为止的人类思想成果，其真正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这一思想成果对工人运动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看它对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到底有没有正面的意义。我们的思政课不也一样吗？思政课教学的“活动”与“过程”，其价值到底应该怎么衡量？我们“探讨”和“检验”的标准，当然是看到底有多少东西引发学生思考，转化为行为习惯，有多少东西体现在学生的人格之中。也就是说，老师“教”得如何的评价标准，完全在学生“学”得如何。
一门心思注重“教”的形式而不关心“学”的效果，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主义，并不适应今天对思政课的要求。我们讲授思政课，旨在用真主义去感染学生，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的“考卷”答得如何，要看讲授内容在学生灵魂中引起多少共鸣；我们“教”得如何，要靠学生“学”得如何来检验。根本说来，“教得好”内在地要求引导学生“主动学”而且“学得好”，要求做到教和学的统一。这就是说，讲道理必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10]
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11]学生在思政课上不仅要学习知识、学习研究，而且要学习做人、学习高尚，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讲授知识，传授思想方法，而且要影响人格、锻造品格。价值导向是思政课的基本要求，在学生眼里，教师“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汉代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扬雄《法言·学行》）对于思政课教师来讲，讲道理不仅需要懂道理、会讲道理，更需要言传身教、解疑释惑、甘为人梯、化成天下，从事高尚的事业就要使自己变得高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教师要为农民学习文化服务，“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12]思政课上讲的内容，教师首先要做到真信之、扩充之、笃行之，然后才有可能使学生产生共鸣。
在“知”和“行”的统一方面，马克思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范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系列最普遍存在的范畴概念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运动，从资本主义生产赖以成立的要素出发，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最终会被另一种生产方式、另一种社会形态所取代的结论。对于具体的研究要求，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3]这种研究的成果就是《资本论》中列举的一系列范畴，这就是“理性的抽象”。“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4]马克思所谓“先验的结构”，就是强调这样把握的资本主义的现状和未来，完全具有理论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最终“知”得坚实、“知”得真切，摆脱了经验材料的偶然性，同时又把握住了它背后的必然性。这就达到了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理性的具体”。这样，马克思不仅把道理“讲深”、“讲透”了，而且把道理“讲活”了。这是马克思所示范的“知”的方面。至于“行”的方面，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够了。当然，马克思自己表达得也很清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追求，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门带有深刻的实践性的学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理论和实践“外在地”和“并列地”拼凑在一起，而是理论的内在品质要求它超越自身、走出自身之外并走向实践。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导向的实践，并不是像很多西方哲学家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而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尤其是改变既有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实质的”平等（尤其是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平等）的社会，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所创造的理论和领导的社会实践，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世界状况，尤其是改变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而且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享受着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余泽。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与实践、知与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实践品质就会明白，思政课教学所肩负的任务绝不是单纯让学生“知”马克思所“说”，更重要的是“行”马克思所“做”。所以，对于马克思的遗产，思政课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慎思之，笃行之”。
教师必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殷切希望，强调思政课教师要做到“六要”，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16]教师要“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17]
思政课教师要增强理论教学的说服力，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品行，承担价值导向课程教学的教师行胜于言。思政课教师尤其要注意言行举止，以德垂范，诲人不倦，以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行影响学生。换句话说，思政课教师“讲道理”不仅仅是用嘴巴讲，还要用自己的行动讲，用自己的人格讲，因为思政课教学最终要达到的“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就是入耳、入脑、入心，要落实到学生的行动上、学生的人格上。“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要“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18]思政课教学中只有做到知和行的真正统一，教师做到讲道理和躬身垂范的统一，才能使学生做到理论学习和身体力行的统一。
参考文献：
[1][5][6][7][8][10][11][17]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04-26.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3 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3][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50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9] 列宁选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4-285.
[12] 毛泽东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
[13][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16]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
[18]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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